近日，秉持孤立主义的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新总统。尽管舆论对此难以接受，但这种孤立主义思维在西方政坛已成崛起之态。 

1、贸易孤立主义的崛起

事实上，类似于特朗普孤立外交思维以及由此造成的右翼政治力量崛起，在西方国家绝非孤例。

以欧盟为例：易普索5月民调显示，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八个主要国家约半数民众表示，希望能效仿英国脱欧公投。而民意的脱欧倾向，反映到政治上，便是主张脱欧和贸易孤立的极右翼政党崛起：

根据德国5月的全国民调，2013年成立的极右翼另类备选党，支持率猛增到15%，已成德国第三大政党；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则跃升为法国三大政党之一；意大利新成立、主张脱欧的5-Star Movement（极左），已发展为第二大政党；荷兰极右翼自由党则屡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事实表明，主张贸易孤立的脱欧政党在欧洲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已成当今趋势。

如果联系到近期的英国脱欧，那么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即贸易孤立主义，正在从西方政坛的边缘走向主流。

2、秉持孤立主义极右翼的抬头

要想理解贸易孤立主义兴起的缘由，必须理解全球化劳动力和资本的跨国流通，对发达国家工薪阶层造成的冲击。

一方面，全球化贸易秩序下，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使得发达国家原本收入丰厚的工薪阶层不得不与便宜外国同行竞争。

以欧盟为例，随着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加入，西欧发达国家工薪阶层，开始面临东欧低薪同业者的竞争，而大量非法移民的不断涌入，愈发压低了低技术工种的薪资水准。

另一方面，全球化使资本跨国流通变得更加容易，加剧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从而使就业大量流失，损害了工薪阶层的利益。

以制药行业为例，在美国一个研发人员工资,可以在印度招募五个,还不必负担福利金。利润驱使产业外移，缩减了母国的就业岗位。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人员Robert Scott认为，从2001到2011年，美国至少有50000家制造业工厂迁往其他国家，约270万工作岗位流失海外。

英国曼彻斯特、美国底特律、法国洛林、德国鲁尔，这些工业城市衰败或转型，折射出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窘境。

无论是外国劳动力涌入，还是产业外移，受创最严重的就是西方的工薪阶层。

根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从2003至2011年，德国实质薪资收入没有超过1995年。而日本在1996年后十年间，薪资也仅增加1%；《金融时报》援引国际劳工组织近年来数据则显示，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资事实上已陷入停滞。

考虑到外国移民涌入导致的文化冲突、治安恶化等社会痼疾，极右翼排外政党崛起也就不足为奇了。原本支持左派政党的工人阶层，也正在迅速向极右翼靠拢：

在2015年大选中，英国独立党很大一部分票源来自抛弃工党的英国工人；2013年法国大选中，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工人选民得票率远远超过了左翼阵线；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能够崛起，靠的就是工人的支持。

这种令人吃惊的相同特质，绝非偶然，而是本土主义能够将爱国情怀和经济诉求糅合起来，具有对民众理想和现实的双重吸引力。

英国女议员之死，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在脱欧议题上，巨大的阶层利益裂痕

3、西方的贸易保护

随着本国产业的不断外移和竞争对手的成本优势增大，西方国家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也不断衰退。

西方国家贸易竞争力的衰退，体现在其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据英国统计局最新数据，英国2016年一季度的贸易逆差达133亿英镑，升至8年来的最高值。其中货贸赤字几创历史记录；美国的情况更加严峻， 1992年美国逆差为1057亿美元，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扩大到5071亿美元，到了2015年则超过8030亿美元；而曾经的顺差大国日本则在2011年，首次出现逆差。当然，以高端制造业著称的德国是个例外。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贸易影响力，也在不断降低。1996年美国、日本、德国、中国的商品贸易额占世界比重分别为：13.27%、6.97%、9.01%、2.66%，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为：12.38%、5.22%、8.21%、6.68%，2013年则变为：10.41%、4.12%、7.03%、11.07%。发达国家贸易影响力的衰退，已成趋势。

在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衰减的情况下，曾经自由贸易的主要提倡者——西方国家已愈来愈倾向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2010年，美国商务部对中国无缝钢管征收高额反补贴关税，2014年，美国开始对中国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2016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大力倡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也是旨在维持自身的贸易影响力的保护措施。

实际上，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因形势变化而出现的转变，在历史上并非孤例。成型于13世纪，连通英、法、德和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汉萨贸易同盟，最终因汉萨商人冲击各国本土产业而陷入瓦解；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商品竞争力不足的现实，也迫使大英帝国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建立“帝国特惠制”以保护本国产业。

美国的贸易逆差逐年递增——表明曾经的全球贸易提倡者美国，逐渐难以适应全球规则下的商业竞争

15-16世纪曾经自由互利的汉萨商业贸易联盟，因为逐渐损害了英、法、瑞等国的本土产业，最终被各国禁止打击 

4、孤立外交的抬头

尽管西方国家的极右翼政党标榜民族主义，但是，这些政党对国际事物实际上相当冷漠。

英国独立党始终反对英国牵涉到俄乌争端之中，并称欧盟为乌克兰事件的元凶；法国的国民阵线不但认为欧盟不该在乌克兰挑起事端，而且极为反感西方干涉叙利亚；而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更是以孤立思维著称。

虽然这种孤立外交难以被观察家理解，但是，该思维的出现恰恰是西方贸易影响力衰退后的必然结果。

从近代历史上看，西方大国干涉外交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保障本国商业扩张市场所在地的秩序。

大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就是维持商业利益，1839年当中国禁烟消息传来时，英国商业集团，尤其是急需市场的纺织业对战争支持最为积极，曼彻斯特39家纺织企业联合致函英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坚决要求开战，并 “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

1866年，普鲁士发动对奥战争之主要目的，即是为了消灭依附于奥地利的南德关税同盟，从而打开富庶的南德市场。

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的最重要动力，则源于德国无限制潜艇战严重损害了美国蓬勃发展的对欧贸易，同时也是为了保证英法等国巨额欠款能够归还；而二次大战后，美国商品全球倾销，也使得美国不得不介入全球政治，维持地缘稳定，以保障本国商业利益。

然而，一旦大国的贸易竞争力出现衰退，丧失了所在地的市场支配地位，这种干涉外交也就丧失了经济动力。

19世纪70年代，当英国商品被德国同行逐出欧洲市场之后，英国便丧失了对欧洲大陆的干涉兴趣，开始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各国高耸的贸易壁垒， 使得英、美列强对他国事物缺乏兴趣，某种程度上也是二战前绥靖政策的肇因之一。

今天的情况同样类似，由于贸易影响力逐年下降，使得西方的干涉性外交愈来愈得不偿失。

比如美国推翻萨达姆后，由于美国贸易影响力的削弱，最终是中国而非美国在伊拉克贸易中取得优势，这使得美国昂贵的驻军更大程度上维护的是中国的利益，而这也是奥巴马“中国搭便车”论的依据之一。另外，随着美国不再是中东原油的最大消费者，美国也越来越丧失了维持中东秩序的动机。

二战前美国孤立主义代言人飞行英雄林白

结论

所以，西方孤立外交思维，从边缘渐渐走向主流，并非偶然现象，而是随着其商业力量衰退，地缘利益逐步收缩之后的结果。

美国现今的干涉外交，本质上是“帝国思维”的延续，而非现实利益的考量，这种脱离经济回报的外交战略是难以持久的。就像大英帝国几经权衡之后，不得不放弃在印度、马来亚等殖民地；也如同1962年，法国在财政难以维系的情况，最终忍痛坐视阿尔及利亚独立。

因为，帝国的伸缩终有回归之日，这是历史的轮回，非人力所能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