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夜,我走在牛津街上。伦敦商店打烊,公交地铁停运,平时熙熙攘攘的牛津街上显得有些冷清。但仍有不少游客,欣赏着璀璨的圣诞灯饰,不断驻足留影,时有欢声笑语。受德国圣诞市场恐袭事件影响,英国显然增派了警察在巡逻。公交停运带来商机,街上出现不少载客三轮车,车夫以穆斯林移民居多,忙着四处招揽游客。一个穆斯林车夫蹬着三轮车,车后装着两个硕大的音箱,放着喧闹的伊斯兰音乐。他停在我附近,招呼着我对面的一对欧洲情侣上车。这对欧洲情侣皱皱眉,摆摆手,打算离开。此时突然飘来一阵“铃儿响叮当”的圣诞歌声,另一辆三轮车急速驶来抢走了这笔生意。我听见蹬车的小伙子用纯正的英国腔英语说道,“美好的节日当然要听美好的节日音乐”。

这起小小的商业竞争案例让我嗅到“伊斯兰恐惧症”的气味。牛津街这些年不只是穆斯林车夫越来越多,卖清真食品的阿拉伯小贩越来越多,戴蒙面面纱逛街的妇女越来越多,纪念品商店里卖货的中东移民越来越多。有时闭上眼睛站在牛津街,满耳朵全是阿拉伯语,还疑心自己身处某个中东国家。

这自然加剧了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恐伊症”这个词是上世纪70年代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发明的,如今早已进入欧洲寻常百姓家。在伦敦一家牛排店工作的克丽斯蒂自认罹患“恐伊症”。克丽斯蒂是法国人,早些年她住在巴黎郊区,社区中陆续来了些中东移民,来的渠道很多,劳务输入、家庭团聚、偷渡、避难等等都有,近年来愈演愈烈。随着中东移民不断涌入社区,社区里的法国人开始搬走。克丽斯蒂渐渐感到了压力,她说,“社区戴面纱的女子太多了,我不戴面纱,周围的穆斯林男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克丽斯蒂最终决定搬走并且离开巴黎。

据统计,目前法国有大约500万穆斯林移民,占到了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比例还会提高,据说如今法国新生儿童最常用的名字是“穆罕默德”,因为法国人都忙着浪漫,不愿生孩子。巴黎的穆斯林比例更高于法国平均水平,穆斯林社区已对巴黎城区形成合围之势,因此巴黎在民间亦称“巴黎斯坦”。整个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也在逐年攀升,据美国皮尤中心统计,穆斯林占欧洲人口比例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4%上升至2010年的6%,预计2030年将达8%,2050年将超过20%。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官方数字是2000万,但皮尤中心认为目前欧洲穆斯林已超过4500万,2030年将超过5800万。

欧洲穆斯林人口激增与穆斯林移民的高生育率有关。正常情况下,维持社会人口的生育率是2.1(即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现在欧洲平均生育率是1.38,而欧洲穆斯林妇女生育率则为3.5。克丽斯蒂对“超生游击队”深有体会,她27岁时尚未结婚,而社区内同龄的穆斯林女子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

欧洲穆斯林人口的迅速膨胀进一步诱发了欧洲“恐伊症”。在一家英国智库工作的西蒙认为,欧洲“恐伊症”已从对欧洲穆斯林“量”上的恐惧,逐渐演变为“质”上的恐惧,其中既有对穆斯林移民在经济利益、社会稳定、传统文化、民众心理等造成的多方面冲击不满,又有在国际形势加速嬗变下对欧洲无力应对各种危机的情绪发泄。具体而言,当下欧洲的“恐伊症”主要有三大癔症。

一是认为穆斯林移民抢了欧洲人的饭碗。众多穆斯林移民成为欧洲各国公民后,法律上就与本土居民一样,拥有受教育权、工作权、领取退休金等权利。英国法律还规定,任何族裔的英国公民均可合法参政,但事实上穆斯林长期未能进入欧洲政治核心圈。今年5月,英国工党穆斯林候选人萨迪克·汗当选伦敦市长,其穆斯林身份一度引发热议。12月21日,罗马尼亚的社会民主党提名穆斯林女性塞维尔·什哈德担任总理,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尽管报道称罗马尼亚总统已要求再提新人选,但互联网仍在炒作此事,声称“伊斯兰已向欧洲高层政治发起进攻”。

其实欧洲穆斯林找工作不容易,失业率很高,尽管法律明文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但“隐性歧视”普遍存在。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求职者在履历表上的姓名带有中东移民色彩,获得面试的机会要比英国本地人少一半。在同等条件下,穆斯林移民更多进入临时工、学徒工等劳动力市场,干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做的低端工作。

二是认为欧洲将被伊斯兰同化。法国历史学家韦斯曾经这样描述2050年的欧洲,“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大街,林立的清真食品店将取代目前灯红酒绿的酒吧,柏林的路标将用土耳其语书写,奥斯陆和那不勒斯的小学生天天在课堂上朗诵《古兰经》。”寥寥数语却勾勒出欧洲人噩梦般的画面,无限放大欧洲人对伊斯兰文化迅速传播的恐惧。在“恐伊症”语境下,宣礼塔、清真食品、妇女穿戴的布卡等伊斯兰教标识均被视为对基督教文明的挑衅。

加拿大学者斯坦恩在其畅销书《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中表示,“不是穆斯林移民被欧洲同化,而是欧洲被穆斯林移民同化”,“西方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传统的西方文明终将败于伊斯兰文明之手”。这些声音有危言耸听的成分,但对欧洲民众心理以及欧洲政策走向都已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年法国出现了闹得沸沸扬扬的布基尼执法事件,德国默克尔总理为了争取连任,明确表示德国将禁止在公共场穿戴布卡等宗教服饰。

三是认为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2016年是欧洲的恐袭之年,春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夏天在法国尼斯,冬天在德国柏林,还有土耳其,四季无休无止的恐袭。血腥袭击之后的欧洲,除了悲伤,便是疑惧。频发的恐袭为妖魔化穆斯林提供了平台。一个英国网民写道,“这些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他们掌握了现代技术,潜伏在欧洲大城市的腹心之地,静静地等待原教旨主义的召唤。毫无征兆,防不胜防,恐怖主义肆虐,欧洲找不到出路。”其实欧洲穆斯林大多遵纪守法,温和派占绝大多数。以英国为例,赴英的穆斯林移民59%有明确的学习或工作目的,21%是以家庭团聚为目的。道理都懂,只不过被选择性接受而已。

欧洲病急,自然乱投医。欧洲的传统政客们只会发表“政治正确”的言论,在恐袭问题上除了事前泛泛警告和事后严厉谴责之外,几无良策。欧洲民众厌烦了只会说漂亮话的“奶妈型”政客,思变之心日切。欧洲各种民粹主义政党趁势而起,为博上位争相秀“强硬”。渲染穆斯林威胁更是民粹主义政党的拿手好戏,不少民众被忽悠后,开始笃信“只有民粹主义才能救欧洲”。

民粹主义已在美国开花结果,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故意抹煞传统穆斯林与激进伊斯兰恐怖分子之间的差异,制造“禁止穆斯林入境”的噱头,在欧洲也赢得不少“地下粉丝”。西蒙认为,欧洲不少人囿于政治环境,在公开场合下对特朗普嗤之以鼻,私下却对特朗普却青睐有加。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人公开表达坚持“政治正确”,却将私下的感受和想法通过选票寄托在极右翼势力上。

《金融时报》总编辑巴伯看到了这种危险的动向,他在年终评论中写道,“说特朗普的典型支持者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愤怒的白人瘾君子,是一种误导。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中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有女性。特朗普的支持者看重特朗普,而不是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话。相反,自由派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话,但不把他当回事,因此忽视了这位大亨可能带来的损害。”

“恐伊症”的蔓延导致了双输的局面,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分歧不断加深,伊斯兰群体愈难融入欧洲社会,一些欧洲本土出生的穆斯林不惜出走叙利亚参加极端组织,甚至发起针对欧洲的恐袭,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欧洲社会对穆斯林的不信任,助长民粹主义崛起势头。

英国本是欧洲接纳穆斯林移民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但现在对移民的抵触情绪日益强烈,对移民的恐惧直接推动了英国公投脱离欧盟。据英国民调统计,20%的受访者认为英国文化与伊斯兰教难以相容,35%的受访者认为英国人不信任穆斯林,46%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对穆斯林的宽容度在下降。英国脱欧再次警告欧洲,整合穆斯林依然任重道远。

不少有识之士忙着为“恐伊症”开药方,有的从欧洲入手,主张坚持文化多元主义,要求欧洲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移民融合,消除隐性歧视。有的从伊斯兰教入手,主张进行教义改革,避免对《古兰经》生硬解读,回归伊斯兰思想的本原传统,从国家、地区、世界三个层面构建新的伊斯兰神学。还有的主张双管齐下,使伊斯兰教与欧洲文化相向而行,摒弃“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冲突”的错误观念,寻求欧洲穆斯林与欧洲文化的深度融合。

然而这些主张大多避实就虚,开方容易抓药难。以当前欧洲“恐伊症”之严重程度,怕是宽严皆误,最终只能“此恨绵绵无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