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19日晚，一辆货车突然撞入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布赖特沙伊德广场圣诞市场，导致12人遇难，近5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随后宣称对此次恐袭负责。事后，警方证明此次恐袭的发动者乃是一名突尼斯籍的难民阿尼斯·阿姆里。
此次恐袭并非难民潮以来的首次难民案件。2015年9月，在德国萨克森州的Chemntiz，一名7岁的德国女孩被难民强奸；2016年跨年夜的狂欢活动中，至少有大约1200名德国妇女遭到北非阿拉伯面孔的陌生男人性侵，考虑到数量和族群特征，这些施害者只可能来自于附近的难民营；2016年2月27日，在德国汉诺威火车站，一名巡逻警察遭到17岁的摩洛哥籍难民女孩刺杀，险些丧命；7月14日，一位27岁的叙利亚难民在巴伐利亚州安斯巴赫市的一场音乐节上引爆了炸弹；同一天，一位21岁的叙利亚难民在大街上用砍刀将一位孕妇杀害，并造成其他3人受伤，此事未被官方定性为恐怖袭击；7月18日，在德国维尔茨堡，一名17岁的阿富汗难民在列车上持斧攻击乘客，造成4人重伤；10月10日，在德国南部小城弗莱堡，一名自称17岁的阿富汗籍难民奸杀了德国女孩Maria，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名女孩是一位热心的难民救助者，而她的父亲则是积极推动难民涌入的欧盟高官。
事实证明，紧随难民潮而来的，并非只有令人同情的可怜人，还有治安的恶化和恐怖袭击的剧增。而难民潮及其附带的后果，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生态中的不折不扣的危厄。
然而，无论当前的舆论如何鄙夷制造难民潮的政策，都不能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今天肆虐欧洲的庞大难民潮，并不仅是政治家们制造的，它的出现恰恰得益于欧洲自身荒谬的政治氛围。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轻佻的媒体和自负的专栏作家们所制造的民意，取代了原本审慎的现实评估，并酿成了不必要的灾难。
谁制造了难民潮？
一个稳定的中东，并不会产生难民潮。
难民潮的出现，离不开中东的动荡。如果没有欧洲大国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的粗暴干预，很难想象中东的难民潮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不过，在2011年1月，当阿拉伯之春的动荡火苗开始在突尼斯的街头开始涌动之时，西方的决策者事实上秉持了相当谨慎的政治姿态。法国萨科齐政府支持中东的稳定，当时的外长阿利奥·玛丽甚至在国民议会上发言称，法国需要向突尼斯等国提供"镇暴训练"和装备，以控制示威的民众；就在此前，萨科齐政府也多次与利比亚卡扎菲开展军事和经济的双边合作，并构建出相当不错的两国关系。
欧洲大国最初对中东民众暴乱的警惕立场并非荒谬，而是出于对欧洲地缘利益的清醒认知。即欧洲的安全离不开稳定的中东，这是历届法国政府基于现实的共识。尽管中东政府大多都是残暴的独裁政府，但那里的痛苦终究与西方无关。2003年希拉克到访突尼斯时，与当地独裁者本·阿里的谈话即反映了这一认知，希拉克说：“人类的第一权利是吃饭权，而政府的第一服务则是秩序”。
不过，掌握舆论的西方知识分子、艺人和媒体们显然不这么看。2011年1月，法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萨科齐支持中东独裁者维持秩序的外交政策是对民主的背叛；《解放报》则在随后制作了视频专辑，标题为“独裁者和西方40年的爱情”，直指西方政府对中东独裁者们的宠爱，甚至卖武器给对方，以帮助对方巩固统治。这在当时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继阿利奥·玛丽之后的法国外长朱佩在执掌外交部的当天,就在法国电视台评论利比亚局势,声称法国对使用武力将有所保留,并不主张建立禁飞区或干涉卡扎菲的行动
更加不幸的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恰恰出现于一个相当敏感的时机，无论是法国萨科齐，还是美国奥巴马，都面临着2012年紧迫的选举压力。并不乐观的民意支持度，使得他们丧失了抗拒轻佻舆论的政治意志——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哪怕代价是欧洲未来的安全。
就这样，曾经是总理热门人选的外长阿利奥·玛丽，在上任不足三个月后因支持独裁者被萨科齐解职，尽管她在离开时声称，从职业的角度看，自己“没有犯任何过失”；而当时的西方领袖们则为了争取舆论的认同，义无反顾地卷入了中东的政治冲突，并在欧洲周边制造了持续的动荡。
法国著名知识分子Bernard-Henri Lévy（左一），带着两名法国记者到利比亚的东部城市班加西接触了反对派,并自作主张把反对派的代表带回了巴黎。为反对派制造了巨大的舆论海啸，并迫使法国政府承认了利比亚反对派，并不得不干涉内战
据卡扎菲之子赛义夫透露，卡扎菲政府在2007年资助了萨科齐的选举，双方具有持久的交情，并在移民、安全和经济领域进行着稳定有效的合作。因此，当萨科齐对中东动乱的态度发生骤变，并在2011年3月份，率先派遣战机轰炸卡扎菲军队的时候，这位利比亚独裁者感到无法理解，“我的好朋友萨科齐简直是疯了！”
事实就是这样，难民的大量产生固然源于西方干涉催生的中东动荡，但干涉却并非西方政治家的本意，而是西方政治舆论重重炒作下的政治氛围。
谁制造了难民危机？
当中东陷入动荡之后，难民的大量出现也就可想而知，这当然会对临近的欧洲形成冲击。然而，只要欧洲政坛能够拥有基本的常识并谨守门户，就能够在难民潮的冲击下维持自身的安详和体面。
对于这一点，欧洲执政者们其实是相当清醒的。2015年7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与一群中学生录制"生活在德国"的电视节目时，当场拒绝了一名巴勒斯坦裔女孩申请居留的乞求，她声称"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可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是我们说声'你们都过来吧'，到时候我们可控制不了局面。”然而，这一言论迅即引发了媒体对德国女总理的强烈抨击，专栏作家和舆论领袖们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海啸，攻击她为“冷血的女巫”、“肮脏的政客”。在选举政治的氛围下，这样的称谓是难以承受的，考虑到默克尔正在试图争取第四次连任，舆论的政治压力也将相当迫人。
针对默克尔拒绝巴勒斯坦女孩永久居留的言论，德国舆论界予以猛烈抨击。左翼评论员萨莎·鲁博发推称：“如果你觉得安格拉·默克尔是个好人，就看看这段视频好了”；反对党绿党青年阵线负责人杨·施诺亨博也表示：“对着摄像头告诉一个小姑娘她的命运与你无关？丢人”；该党高级律师卡廷·戈因艾卡德转发并评论说：“政府在难民政策上犯的错不是摸摸头就能摸没的”；网民杰夫·曼恩称：“面对痛哭的小难民，默克尔拍拍头后让其滚蛋。真是无语”；马提亚·格兰蒂斯更指责说：“默克尔，一个基督徒，竟没有同情心，对现实世界也不了解。心碎。”
到了2015年9月初，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溺亡的照片再次震撼了欧洲舆论，在狂热的道德浪潮的冲击下，默克尔最终选择了顺从，并下令德国开始无限制地接受难民。毫无疑问，与所有脱离实际的善意一样，她的决策开启了灾难。
点燃欧洲的大火
就这样，超过300万的难民涌入了欧盟，他们大多数进入了德国。这些难民大多数都是缺乏伴侣的青壮男子，为了进入欧洲已经家财散尽，并缺乏在欧洲谋生的必要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世界观与欧洲完全不同。历经杀戮和饥迫的难民们在宗教信仰的紧密联结下，以数千到数万的规模聚居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繁华锦绣之地。
在脆弱的新社区中和宽松的西方法律下，贫穷、饥渴的难民们却远比松散温良的欧洲原住民更好斗、更团结和更有力量，在这种局面下，试图让难民们自控将比让资本家拒绝利润更加困难。考虑到难民们无法融合的文化背景和艰难的未来就业之路，最初感激之情或将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是持久的挫折、愤懑和不可避免的宗教狂热。
柏林恐袭制造者难民阿尼斯•阿姆里的家人表示，“他在电话中无数次跟我们表达他想回突尼斯。他有迫切的重回家乡的愿望，因为在欧洲的生活太难了。”但对于一个在进入欧洲过程中倾尽了一切财产的难民家庭来说，回去又谈何容易。
难民们是不可能被真正遣返的，他们被迫逃离了家乡，事业和财富几乎已经一无所有，离开富裕的欧洲，抛弃饱暖无忧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根本无法接受的。考虑到难民的组织能力和群居规模，当前的欧洲政府很难具备强制实施遣返的能力——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国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都由于无法执行遣返，而最终沦为所在国的既成事实和沉重负担。
事实上，对于欧洲来说，恐袭剧增和治安恶化仅仅只是难民灾难的征兆，而非结束，那些真正的厄运尚未来临，却并不遥远。1916年7月， 30多万中亚难民为了躲避俄军的屠杀，被新疆当地政府收容进入了伊犁地区，仅仅28年之后，伊犁的原住民们就被暴乱淹没在了血泊之中；1970年6月，巴勒斯坦难民在阿拉法特的率领下，发动对约旦政府的叛乱，约旦国王侯赛因·宾·塔拉勒几乎被杀；1975年，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挑动了该国的长达15年的大规模内战，最终彻底摧毁了黎巴嫩的繁荣。
黎巴嫩人对巴勒斯坦难民极尽呵护，但黎巴嫩最终毁灭于灾难
考虑到欧洲与当前难民们格格不入的文化、语言和族群，未来的痛苦恐怕将更加严重，灾难的程度也会更不可控。总之，焚烧欧洲的大火，最终被西方的专栏作家和媒体们通过政客之手点燃了。
后记
任何政治决策都是需要责任能力的，而责任能力的源于决策者承担责任的能力。令人遗憾的是，在2011年3月和2015年9月的关键时刻，决定欧洲命运的并非是能够承担责任的政治家，而是自命不凡的专栏作家和舆论领袖，他们粗暴地扭转了政客们脆弱的意志，为自己赢得了伟岸的名声，却在最初的狂欢之后轻松地避开了历史的审判。
毫无疑问，萨科齐会成为中东动荡的罪魁，默克尔将沦为欧洲毁灭的祸首。而那些真正制造了灾厄和毁灭的专栏作家、舆论领袖和《纽约时报》们，将会在善忘的掩护下，继续演绎道德伟人的崇高。
公元前431年，苏格拉底亲眼目睹雅典在舆论领袖的压迫下，走向了毁灭自身的战争；1936年11月，主张强硬遏制纳粹的丘吉尔，面对西方媒体的围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欧洲步入毁灭。
西方舆论领袖罗素猛烈抨击丘吉尔的强硬对德政策，使得丘吉尔深陷舆论绝境。这位雄狮不禁叹到“当灾难降临之前，政治家永远都是孤独的。”
同样，当今天的西方舆论将政治家的审慎视为自私、现实视为卑鄙的时候，文明的灾厄也将不可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