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何清涟，8月19日首发于美国之音。

2016年7月2日，反对英国脱欧的民众在伦敦举行“向欧洲前进”的大游行。

从2015年开始的欧洲难民危机，以及2016年的英国退欧与美国大选的极度不正常，少数愿意做宏大思考的学者及观察人士，都不约而同的在思考民主制的危机。由于第三波民主化之后，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已经与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推广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反思多从全球政治秩序受到强烈挑战切入。前大摩高管罗奇因为政治上要与美国主流精英保持一致，总体上否定特朗普，但在有一点上他却坚持：“特朗普说的没错，全球化体系已支离破碎”。

全球化与本土利益的冲突

今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如果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国内的不平等，则自然会忽视全球的不平等，因此引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并很大程度上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美国的现实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今年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带来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不少美国工人及部分白领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机会外移，以及持续的移民大军抢占了工作机会。

今年5月9日，华府智库“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关于移民花费的最新报告，指出无证移民家庭每年享受的联邦福利平均为5692美元，超过户长为“美国出生”（native）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4431元许多。报告指出， 享受最多联邦福利者为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家庭，他们获得纳税人付费的联邦福利，每年平均达8251元，超过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86%。

上述情况带来的诘问是：一国政府应该先照顾本国穷人还是外国移民？这种诘问被政治正确压制住，但却无法消失。移民问题因此成为今年美国大选的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民主国家的选举权与纳税人权利已经不是一回事。普选制事实上终止了早期民主制下纳税人权利与责任政治的关系，全球化带来的移民问题，更使西方国家的福利成了从未交过税的外来者可以名正言顺分享的蛋糕。美国华尔街运动的发起者代表的是一切人都可分享免费蛋糕的利益主张，认为这世界的矛盾是以华尔街精英为代表的1%的资本所有者与其他99%的各阶层人士的矛盾；让这场运动失败的则是“我们是那53%”（在美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占劳动力年龄人口的53%）。“我们是那53%”的支持者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加者不应该要求政府用税金满足不纳税者无上限的福利要求，他们应该去工作。

西方国家无法承受之重：福利分享与价值冲突

全球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移民，直到欧洲难民潮发生之前，移民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价值肯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一直在发动移民制度改革，要打开大门欢迎。欧洲各国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9月初宣布的接收难民无上限政策，目前正陷入难民带来的强奸、杀人、抢劫、偷盗、贩毒与恐怖袭击之中。德国面临的问题正好从两个层面上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欧盟内在的危机，欧盟大一统的目标是欧洲各国成为一个5亿人的大家庭，设定的目标是欧洲无国界、货币统一、财政统一、税收统一以及福利制度统一。但是这个目标只行进到货币统一，先因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而陷入停滞与纷争，接着遇上了难民危机，各国不得已恢复边界，导致《申根协定》名存实亡。曾被奉为“欧洲女王”之称的默克尔失去了她所有的光环：理性之声、经济繁荣的化身、德国人的母亲、欧洲稳定与安全的保障等等。目前德国已经陷入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危机，尽管默克尔半个月前发表电视讲话时仍然坚称“我们就是办得到”，但她这一讲话得到的民意支持只有8%，这样低的政策支持率，在民主国家几乎前所未见。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8月3日在接受英媒Express采访时令人震憾地声称：对欧洲来说，默克尔是比ISIS更严重的威胁（SHOCK CLAIM: Merkel is BIGGER threat to Europe than ISIS, claims US professor）。

第二个层面是数百万难民（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给德国财政带来的巨额负担，让其掉入了慈善陷阱。德国Ifo经济研究所所长汉斯·维纳·辛恩教授透露，2015年德国的难民开支是210亿。经济学家拉斐尔旭申Bernd Raffelhüschen计算结论是，难民危机可能要耗资近1万亿欧元，纳税人每年负担170亿。如难民能在6年内融入劳动市场，此间需9000亿欧元，相当于德国国民总产值的1/3。德国已经在讨论德国人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9岁，这里的所谓延迟，不是真正延迟退休年龄，而是开始领退休金的年龄。

德国是欧盟的经济支柱。辛恩教授认为，欧央行最新所做的银行压力测试少有说服力。欧元一如既往是问题。在欧元现今的形态下，问题导致让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双输”。法国经济学家Jacques Sapir 做过计算，为了让欧元区在现有的状况下保持存活，德国必须每年承担2300亿欧元转移支付，约相当于德国联邦2016财年财政收入3169亿欧元的75%，而且持续时间至少为10年。这一比率远远高于中国中央政府为各地地方政府承担财政转移支付的比例，况且，中国政府对地方拥有征税权，德国并不能对其他欧盟成员国家征税，却得承担财政转移支付职能。面对这种困局，有点税收财政常识就明白有多危险。

以上估计有个前提，难民在若干年后能够融入接收国的劳动市场。但这个前提得不到现实支持。贝塔斯曼基金会资助、由经济学家Iván Martín主持调查的欧盟9国让难民融入劳动市场的研究，研究组对9国的94项措施进行了分析，结果：无一国成功地让难民融入劳动市场。

全球化的三块基石都已破碎

以上分析只涉及全球化经济层面上的一个侧面，即跨国公司与资本精英们得到全球化好处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的逐渐贫困化，以及福利系统的不堪重负。除此之外，文化价值层面与政治层面的支离破碎状态也非常严重。

一是文化价值理念上的支离破碎。穆斯林移民在移居国的文化融合几乎少有成功，引起的激烈社会冲突让欧洲失去了安全感。

在欧洲国家的外来族群中，因穆斯林移民持续不断的迁入和出生率居高不下，这个族群已成为第一大外来族群。但由于族群、宗教、文化价值观和国家认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穆斯林族群无法融入欧洲社会，成为与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相隔离的“平行社会”和“边缘社会”。欧洲国家的第二、三代穆斯林，他们自小出生或者生活于上述国家，都获得了欧洲国家的国籍，是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但21世纪以来的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法国《查理周刊》枪杀案、巴黎恐袭事件等系列恐怖主义事件，实施者多为在欧洲出生、具有欧洲国家国籍的穆斯林移民。欧洲国家多年来受困于“政治正确”不愿意正视这些问题，但现在也不得不承认穆斯林移民在个人、族群和国家公民三重身份上，与本国存在着严重的紧张与冲突。

二是政治层面的失败。这一层面的失败在数年前迹像非常明显。自由之家2010年报告明确指出，全球自由化接连五年受挫，是自由之家发表自由评论报告40年来连续最久的倒退。尤其在非洲，民主化节节败退，俄罗斯和中国的专制政权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迫害更是有增无减。2011年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后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再由反政府力量衍生出极端黑暗的伊斯兰国，已经让极少数西方学者意识到，每一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强力推行民主化也许会欲速则不达。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的看法，也许代表着现阶段绝大多数西方左派学者的看法：右翼民粹主义正在西方兴起，但这并不代表民主观念和理想失败了，而只是反映了精英的失败，因此，依然应该相信民主与多元文化。

必须承认，目前西方国家的当政者普遍短视与自以为是，但这不是全球化支离破碎的唯一原因。西方国家确实到了冷静下来，对全球化进行全面反思的时候了，否则，不仅无法继续推行全球化，甚至无法将本国从政治挫败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