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的网上和微信上似乎支持特朗普的声音非常强大。我看到的很多的帖子都是支持特朗普的。但从统计上来看，现在没有看到任何强烈的证据表明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整体而言，是支持特朗普的。下面这张图做的是亚裔美国人的调查，做得很细，把中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日本人、韩国人都分开。是今年９月份UCLA的一个团队做的。美籍华人对希拉里的支持率是54%，对特朗普是19%。

再看另外一组数据，这是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０日《纽约时报》的数据，把选民分成几类。亚裔在1992年时大部分都是支持共和党的，但逐年在改变。我跟真正搞美国政治的人聊过，他们的结论跟这个数据完全一致，亚裔美国人以前是支持共和党的，现在变成不支持。

但有没有可能大陆的第一代移民更支持特朗普呢？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解释所谓的“特朗普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第一代华人支持他？我在下面提出几个假设，不是结论，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不能做出结论。我的数据是针对美国人的数据但是我认为这些针对美国人的数据实际上有可能解释第一代华人的政治倾向。

有一个对“特朗普现象”的解释认为支持他的人都是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失利者。这个解释显然不符合第一代华人的情况。第一代华人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最大的赢家。第二个流行的解释是教育。这个解释是有很强的实证支持的，在美国白人中教育程度低的支持特朗普，教育程度高的支持希拉里。但这个解释也不符合第一代华人的情况。第一代华人的教育程度是很高的。

我马上会回到教育这个题目。我看到对“特朗普现象”有三个其他的解释我认为可以解释第一代华人的政治倾向。这三个解释都是围绕社会和心理因素，和经济因素无关或者联系不大。这三个因素是：１）种族单一性，　２）社会活动，ＮＧＯ和公益活动的参与，３）对权威和权威主义的认同。这三个变量是我看到统计研究里解释“特朗普现象”最有力的变量。

对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的研究是盖勒普的一个经济学家做的。他的名字是Jonathan Rothwell.他的研究结论：支持特朗普的美国白人多居住在种族单一的选区。种族的单一性，或者表现在种族歧视或者表现在种族自我隔离，比经济和其他变量更能解释“特朗普现象。”（这是他文章的原话：“In the primary models and throughout thisanalysis, segregation was measu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ite non-Hispanics,since those constitute the bulk of Trump’s base of political support. Yet, asshown in Table 10,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egregation and support forTrump remain using an alternative measure of segregation, which compares thediversity of one’s CZ to the diversity of one’s zip-code.People living in relatively less diverse zip-codes, whatever the racialcategories, are more likely to view Trump favorably.”）

Rothwell发现另外一个解释“特朗普现象”是社会资本， 就是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程度（比如每次选举都参与投票），参与社区，民间团体，NGO,志愿组织活动， 所谓 “civic engagements.” 他发现那些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越高的选区就越不支持特朗普。RobertPutnam在他的书里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这种类型的些社会活动、这种社会资本跟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成正比的，自由主义越强的地区越不支持特朗普。

第三个解释“特朗普现象”的变量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政治心理学家在60年代发明了一个概念，叫“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scale”—可以翻成右翼权威主义指标。这本书，OurPolitical Nature，对这个概念有很详细的阐释。

大量的研究表明具有右翼权威主义倾向的美国人更多地支持共和党，在欧洲多支持保守党。研究也表明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是具有右翼权威主义倾向的群体。请看下面这张图。在共和党党员中右翼权威主义倾向最强的最支持特朗普， 52%，次强的是42%， 再次强的是33%， 再下面的是38%。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解释大陆第一代移民为什么会支持特朗普的假设了。

第一，很多大陆人在中国肯定都生活在一个高度种族单一的环境下， 对其他种族的文化，习惯没有起码的认知。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人经常缺乏一些应该如何在一个种族多元的社会运行的基本意识。比如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对牵涉种族方面的言论是很小心的，但我自己认识的中国人里面，即使有各种高等学历的中国人，发表和种族有关的言论时可以完全没有任何顾虑和忌讳。这就是所谓“政治正确”的问题。特朗普和好多中国人认为政治正确是一个荒唐的规矩，是禁锢言论自由的。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一个种族多元的社会，特别是美国这种过去有过很长的种族压迫和冲突的历史的国家，政治正确是维系一个社会和谐，种族和睦的一个工具和方法，是有它的社会价值的。（必须要指出的是，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在其他种族单一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也很普遍。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固有的特征。）

和这个假设有关的假设就是有可能大陆的中国人有一定的种族歧视倾向性。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想种族歧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其他种族缺乏接触，缺乏了解。肯定不是中国人天生是种族歧视，是因为我们来美国以前可以说对种族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意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我们也缺乏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历史。我们历史上有大规模的内战和血淋淋的政治运动，但我们一般不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种族之间的冲突。你和犹太人交流各自国家的历史时你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区别。今天西方社会之所以如此刻意强调种族平等我认为是和它有一个很不光彩的压迫非洲人，残杀印第安人，和它几百年的丑恶奴隶历史有关系的。可能有一定的负罪和负疚感。而我们中国人是没有这个意识的。

因为我们大陆人种族意识不强（如果强的话也是歧视性的），没有“政治正确”的感觉，特朗普就显得很有感召力。这里又点出我们和白人的一个区别。在白人群体里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种族平等，越反对种族歧视。但在中国的教育里面完全没有这个内容。这也能解释下面两个事。一个是我发现在美国受过本科教育的大陆人一般在这个问题上更接近美国主流意识。另外一个是在美国的二代华人肯定不支持特朗普。我在上面已经提供数字了。 华人整体是不支持特朗普的。

第二个解释第一代华人支持特朗普的假设是我们大陆人普遍缺乏Putnam强调的那种社会资本，就是参与社区活动，志愿组织，另外积极参与政治。我认识的很多人加入美国国籍后从来不投票而且也不关心政治。我估计相当一批支持特朗普的大陆人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对政治这么着迷。另外也是因为我们中国大陆本身就缺乏任何实质意义的“civic engagements。” 中国第一代移民有很高的人力资本，教育很好，博士学位、硕士学位。但我们这些人在中国没有参加过任何真正意义的选举和政治参与。我们没有形成参加社团组织活动的传统，到美国以后我们一般也不去参加这类的活动。所以我们大陆人的政治行为更靠近教育程度水平比较低的白人。教育在白人里绝对是个分水岭，受教育程度越高，政治参与程度越高，而这个群体是支持希拉里的，而不是特朗普。但政治参与在中国人里，教育不是一个没有分水岭。教育高低和我们中国人参与不参与政治无关。我们中国人在中国根本没有这种长期的政治参与的传统，也根本不可能有政治参与传统。特朗普对这类人－－政治参与程度低，社会团体参与程度低――是非常有感召力的。我们大陆人，即使是教育水平很高的大陆人，就是属于这个群体。

第三个假设是我们大陆人长期在一个集权的国家，我们很多人是很崇尚权威、奉行权威主义的。我上面已经讲了支持特朗普的人在权威主义指标上得分很高。也就是说更支持民主的人更不支持特朗普，而是支持希拉里。那有没有可能大陆人具有这种右翼权威主义特征，使他们感觉到特朗普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大陆人之所以支持特朗普，之所以更支持共和党是因为我们带有中国集权体制文化很深的烙印。我大胆的假设就是支持特朗普的大陆人可能他们自己本身就根本不认同民主的价值和概念。他们信奉的是普京和特朗普这种强人政治。我这里说的权威主义不光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威主义，还有家长和家庭层面的。我们在大陆接受的是虎妈式的教育模式。家长和老师对孩子严加管教，对孩子规定这个，规定那个，不给孩子探索和发现的自由。这种师道尊严，严父严母的教育观念本身也会造就政治上的保守。我上面提到的那本书，Our Political Nature，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是斯坦福在60年代做的。研究者从小孩上幼儿园开始收集他们的数据，然后跟踪他们二十多年，研究他们的政治行为，看他们投谁的票。在幼儿园的时候，在小孩4、5岁的时候，老师会给这些孩子划分，说这个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说那个孩子非常安静，非常听老师的话。研究者发现调皮捣蛋的孩子，长大以后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安安静静的、听老师话的都是支持共和党的。我本人从小就调皮捣蛋，所以今天对于我自己的行为不感到奇怪，但我估计那些在中国属于三好学生，课代表，班长的那拨人到了美国以后可能都投奔共和党了，他们可能会倾向支持特朗普。　

附：黄亚生是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及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和湖南大学名誉教授。他曾任职于哈佛商学院和密歇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