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及女友被中国当局控以“寻衅滋事罪”抓捕，这个网站专门搜集群体性事件信息并予以发布。尽管国外关注与呼吁力度都很不够，但其中是非黑白，外界都很清楚，知道这是政府管控媒体之恶。但被世界媒体业视为业界典范的西方媒体，现在则遇到另一类问题，陷入“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陷阱而导致媒体失灵，虽然有少数媒体业者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未必能从这陷阱中走出来。

政治正确使媒体陷入选择性失明

美国主流媒体的几大报一向偏左，但这倾向在2016年总统大选年却体现为选择性失明，最恶劣的事例有违新闻业者操守。

6月中旬，Yahoo旗下的首席制片人Katie Couric，拍了个反映美国枪支现状的纪录片《Under the Gun》（《枪下》）。她采访了几个拥枪的美国人，“你们觉得怎么才能堵上背景调查里面的漏洞”（背景调查，指对购枪者实行背景调查），在长达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受访者对如何管理枪支发表的合理观点全被剪去，只保留了一段这些枪主长达10秒呆若木鸡的片段，以彰显这些人不过是些自私的白痴红脖子。此事在社交媒体上被揭露之后，这个制片人没受到任何惩罚，主流媒体一概不报道此事。原因是：目前民主、共和两党在反恐的态度上不同，民主党认为恐怖事件频发，原因在于枪支管控不力，不愿意将这些与伊斯兰国联系起来。当然，将事实剪辑掉再告诉美国公众的不止媒体，还包括美国政府机构，前一向FBI在公布奥兰多枪手行凶前给警局的电话录音，也被剪去触及伊斯兰国的一段。

应该感谢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那段录音的完整版，最后在众议院议长瑞恩的强力批评下终见天日。但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及倾向性，就只有依靠行业自律了。2016年美国大选，传统媒体最大的惊诧莫过于发现自身影响力的衰落。过去，是媒体引导舆论；现在，媒体不仅身不由己地追赶网络信息（主要是社交媒体），还发现被媒体集中火力批评嘲笑的川普最后居然战胜了共和党内十余位竞争对手，成了共和党推定提名人。这现象让一些媒体精英反思，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纪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这位1989年曾亲身采访“六三加一”事件、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名记者满怀愤怒与疑惑地写下一篇《媒体成了川普的哈巴狗》（《纽约时报》3月28日），文章承认一个事实：“尽管我们媒体人有不少都嘲笑川普，但事实是他通常把我们玩弄于鼓掌之上”。他认为，这是媒体犯下的三个“过失“所导致的。这三个”过失“是：没有针对川普进行充分的事实核查或者严格的背景调查；没能充分突显川普那种搪塞推诿的风格，让很多选民误以为川普是个坦白正直的人；基本上对美国工薪阶层的痛苦视而不见，因此意识不到川普传达的信息会引起多么大的共鸣。

用通俗语言概括，所谓前两个“过失”就是没有充分揭露川普的真实面目。关于这点，纪思道先生有点对同行责之过苛了，因为《纽约时报》等媒体在这方面做得已经非常出色，从川普的私生活及其前世今生，到他家人的私生活、他的律师、朋友及一切关系紧密人物的负面信息，几乎全都挖出来了，以至于让读者与电视观众产生审丑疲劳，进而怀疑这些媒体的动机。这种受众的逆反心理正应了那句中国成语“物极必反” ；BBC驻纽约记者尼克·布莱恩特（Nick Bryant）在他那篇《美国大选：媒体的特朗普“依恋症”》 （BBC，2016年6月4日）中，对这点做了深刻反思。

2016年大选选情撕裂中浮现的民情

本人严重同意纪思道先生总结的第三点媒体过失，“基本上对美国工薪阶层的痛苦视而不见，因此意识不到特朗普传达的信息会引起多么大的共鸣”。

美国2016年大选，主张社会主义的桑德斯与被认为是鼓动民粹主义的川普吸引了那么多的选民，这一事实让人开始意识到“美国出了什么问题？”我在惊讶之余，搜集了大量信息，才发现，作为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这些年财富分配不均正在迅速加大，2015年10月1日，《财富》网站发文指出，近年来由于美国的分配不均问题日益严重，财富鸿沟越来越深。并引用安联报告列出的基尼系数，美国 80.56，亦即通常说的0.8——我不知道这个空前未见的基尼系数如何算出，无法置评。还是提供另一个比较可靠的基尼系数给读者参考，即2010年的0.44。该文还说，因为分配如此不公，有人建议“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改成“美利坚分裂国”。但是，这样的报道在美国几家大的主流媒体上几乎见不到，这些媒体关注他国的贫困远甚于本国的贫困。

关于美国精英与媒体对美国社情的脱离，我在今年3月《川普现象背后：美国中产阶级在萎缩》一文中，指出川普之所以能够得到不少共和党选民的拥护，主要是缘于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人数正在减少，从20世纪50年代初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已经降至2013年的不到一半。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带来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川普现象揭示美国政治“三脱离”》，指出第一层次的脱离是精英阶层对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焦虑失去痛感；第二层次的脱离，是美国精英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第三层次的脱离是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不一致。皮尤调查今年5月5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57%的美国人希望美国解决自身问题，并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尽最大努力解决自身问题。

美国青年当中的社会主义思潮

《外交政策》2016年7月号上登了一篇《美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再相信“新自由主义” 》（Why Young Americans Are Giving Up on Capitalism），引述了今年4月哈佛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称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跌到了历史新低。在18-29岁这个年龄段的受访者中，51%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示了强烈抗拒，只有42%的人支持资本主义。3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社会主义。哈佛大学的这项调查与2012年美国皮尤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不谋而合。在2012年皮尤研究所的调查中，有46%的18-29岁青年人表示支持资本主义，而47%的受访者对资本主义态度负面。

该文章作者对此表示理解，他先描述了一段近年来有大学生的家庭都知道的实情：“大学毕业生陷入了学生贷款的泥淖，他们有些人不得不为最低工资而打拼，甚至不得不在无薪实习工作中挣扎。那些体面而高收入的工作机会都集中在大城市中，而这些城市的房租在过去十年间涨了三倍到四倍。你不愿接受这里的低工资，但又无力承担那里的高房价，实在是进退两难。”“其实要了解美国年轻人的困顿现状，根本不需要做这样一份调查。你只要看看他们空落落的银行账户、看看他们低收入的工作、看看他们父母所失去的工作、看看他们背负的沉重债务、以及他们求而不得的机遇，就能了解他们生活的现状。要批判这种现状，你甚至不需要任何专业和意识形态，现状本身就足以反对它自己”。

如果不是清楚地知道自己读的是《外交政策》谈美国的文章，几乎会怀疑这篇文章谈的是中国。

媒体号称“第四权力”。从事过媒体业工作的人，大概都会记得美国记者普利策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这句名言一直激励着全世界的新闻记者，其中的优秀者不忘以社会瞭望者的职责自诩。但是，这种职业期许近年来已经不再，2016年美国大选中传统媒体的表现让人失望，它们忘记了社会瞭望者的职责，一力坚持的所谓“政治正确”不仅妨碍了其客观公正性，使这场大选陷入毫无意义 的口水战，还使民众远离传统媒体，选择从替代媒体获取信息，将社交媒体作为自己的言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