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2日，美国奥兰多一家酒吧发生了死伤百人的枪击案件。作为9-11以来美国本土最严重的枪击案件，这件惨剧可能让反恐成为年末美国大选的重点议题。奥兰多袭击针对同性恋者的特点让它同时具有“仇恨犯罪”的属性，该事件引发的话题因此进一步升温。对抗恐怖主义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又有哪些内在联系呢？

明星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近来多次提出，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在于贫穷和不平等，因此对教育、就业的大规模投资是解决恐怖主义危机的关键[1]。作为不平等（而非恐怖主义)的专家，Piketty对恐怖主义根源的这一论断反映舆论了中的常见误区。

该判断在政客中也颇为流行。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2002年的墨西哥讲话中说道：“我们要与贫穷作战，因为希望是对恐怖的答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则认为“反恐战争的持久胜利取决于对孩子的教育，因为受过教育的孩子会拥抱与恐怖主义相反的价值观”。面对世纪初的恐怖主义危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副总统戈尔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都做出过类似的评论。

这一观念有市场不足为奇，它的确迎合了不少人对恐怖分子及其起源地的想象。提到巴基斯坦、阿富汗、黎巴嫩这些国家，外界人士的脑中就浮现起破落贫穷的村庄城镇、干旱的天气、破败的学校和落后的产业。潦倒的年轻人没有体面的工作，而他们低下的文化程度更让这些青年无力抵抗宗教极端主义的洗脑。山穷水尽下，这些苦人只好投身恐怖组织，并期待在天堂迎来许诺给穆斯林殉道者的72个处女。而谈到欧美国家本国的恐怖分子，这一幕的舞台就切换到了巴尔的摩、奥兰多贫困混乱的内城，其他却设定大同小异。然而抛开这些流于表面的吸引力，该流行论调背后的实质性证据惊人地匮乏。

中东民调：教育程度与支持恐怖主义正相关

中东多个国家的民调显示，教育及收入和对恐怖袭击的支持不存在反向关系。皮尤公司2004年的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曾询问受访对象是否认为伊拉克境内对西方人的自杀炸弹攻击是正当的。Krueger (2007)分析了约旦、摩洛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民调结果，总体而言，受过较高教育的受访对象往往更倾向于认为这些袭击是正当的。在统计了受访对象收入的约旦和土耳其，收入和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也并没有明显关系。Krueger和Malečková(2003)对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中心(PCPSR)”民调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巴勒斯坦人越支持针对以色列的武装袭击。与经济窘困导致恐怖主义倾向的说法相反，民调数据显示巴勒斯坦失业人员支持对以暴力行动的倾向反而较低。

恐怖分子多是受过教育的中产

如果我们把关注从“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转移到“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现有证据更是指出恐怖分子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有的恐怖分子甚至是有着优越家庭背景的知识分子。典型的例子包括被美国无人机击毙的也门恐怖分子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奥拉基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一度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门前总理穆贾瓦尔德是他的亲戚。奥拉基的父亲是美国尼布拉斯加大学博士，曾任也门农业部长和萨那大学校长。

联合国维和人员Nasra Hassan曾经采访250名恐怖分子和恐怖分子亲友，她总结如下：“他们中无一人教育程度低下、贫穷窘迫、头脑简单或处于抑郁状态。很多人都是中产阶级，而且有工作，逃亡的除外。多一半是来自今天以色列领地的难民。其中有两个是百万富翁的儿子。”（尽管“天堂中的72个处女”动机理论在伊斯兰世界之外流传甚广，但心理学家Ariel Merari的采访资料显示伊斯兰教义和神学并不构成穆斯林恐怖分子的直接作案动机,见Berman, 2009。)

恐怖分子背景统计与这些采访结论一致。Krueger和Malečková(2003)通过收集黎巴嫩真主党党报《圣约(Al-Ahd)》在1982和1994年间刊登的作战人员讣告，提取了这12年间该组织军事部队三分之一成员的档案信息。其中，一小半讣告包含死者的教育、家境等信息。研究人员用Logistic回归比较了真主党作案人员和黎巴嫩“人口与住房调查(PHS)”中的黎巴嫩平民。控制年龄和地域因素后，真主党成员的贫困率低于黎巴嫩平均水平，而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上教育的比例则相对较高。从数量上看，贫困率增加30%伴随着10%左右的真主党参与率下降，而初中(或以上)教育普及提高30%则伴随着8%的真主党参与率上升。

巴勒斯坦的情况大体上类似。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者采集了哈马斯在线刊物《殉教者(Shahid)》中自杀式人弹的背景信息(Berrebi 2003, 2007)。这些自杀人弹只有13%处于贫困线以下，远低于巴勒斯坦的平均水平32%。将近60%的人弹受过高中(不含)以上的教育，而巴勒斯坦同龄男性人群只有15%。尽管接近一半16到50岁的巴勒斯坦男性只有初中或初中以下的教育水平，这一比例在自杀人弹中接近于零。控制了地区、年龄、婚姻状况的Logistic回归进一步核实了这些差异的统计显著性和稳健性。

经过6月12日的奥兰多酒吧恐怖袭击事件，公众或许会更加关心美国的“本土恐怖分子(homegrown terrorists)”的特征。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显示，以上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这些本土伊斯兰恐怖分子(Krueger, 2008)。美国本土伊斯兰恐怖分子受过一定大学教育的比例大幅高于美国穆斯林平均水平。根据控制人口学变量的Probit模型估算，相对于其他美国穆斯林，受教育年数较高的美国穆斯林显著地更可能成为恐怖分子。从预测的意义上说，给定一系列人口学变量，一年的教育提高参与恐怖行动的概率4个百分点。不过，这些回归偏低的拟合度凸显了通过个人背景推测(profiling)恐怖主义倾向的困难。

恐怖分子的劳动力市场

综上，流行理论中贫困和恐怖主义支持、参与之间的关系在实证上得不到支持。人力资本方面，恐怖分子更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也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在校时间的投资，教育的内容可能更重要——尤其对中东国家来说。）

对这些发现的一个理论解释是，在恐怖分子的“劳动力市场”中，潜在恐怖分子的“劳动供给函数”是高度弹性的，因此恐怖组织总能找到想要的殉道者(Iannaccone, 2003)。这也给予了他们根据所需选择不同阶层、受教育程度的战士的裁量权——前真主党高层穆格尼耶就以喜爱招募理工科大学生著称，并以此为真主党带来了“恐怖科技”(Bergman, 2008)。从政策的角度来说，通过缓解贫困、增加教育机会来对这个市场进行“供给侧改革”，从而确保没人愿意参与恐怖组织并不实际。通过打击恐怖组织及其招募、袭击活动影响需求面可能相对有效。

恐怖主义的宏观起源

试图补救“贫穷与无知导致恐怖主义”理论的观察者可能会提出，这一关系并不体现在个体层面上——贫穷和教育低下的社会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宏观土壤，从而让这些国家条件相对优越、有作战技能的公民走上了恐怖分子的道路。尽管它听上去言之成理，现有的跨国研究也不支持这种叙事。

根据Krueger和Laitin(2008)的研究，样本中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都是恐怖活动的主要发源地，中等收入国家相对无害——但因为差异较小且样本量够不大，统计上并不能排除恐怖活动发源地均匀地分布于各收入水平国家的假说。然而如果只观察自杀式袭击，发源地则显著地处于收入分布的上游，且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控制了宗教、政治因素的跨国多元回归也验证了恐怖活动发源与人均GDP关系的不显著。此外，卡方检验表明国民识字率与恐怖袭击的关系也不显著。

该研究还发现，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和公民权利(civil liberties)的缺失才是预测一国成为恐怖活动摇篮的首要因素。在卡方检验中，不尊重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国家显著地更倾向于滋生恐怖活动。从政体上来看，中间政体(anocracy)比极权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和民主制(democracy)都更易于培养各种恐怖分子。控制宗教和经济因素后，这些政治因素的作用在跨国回归中仍然显著且突出。此外，政治相对稳定的国家更不容易滋生自杀式恐怖袭击——但如果把其他种类的恐怖活动也算进来，政治稳定性与恐怖活动的关系就不再显著。

一般而言，对这一类跨国多元回归做出因果理解要慎重。但这些分析初步表明贫穷和缺乏教育不太可能是恐怖主义的主要培养皿。恐怖主义的发源似乎和政治环境关系更为密切。

仇恨犯罪与恐怖主义

奥兰多恐怖袭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这是一场发生在同性恋酒吧、针对性少数群体的暴力活动。这让这起袭击兼具恐怖袭击和仇恨犯罪双重性质。

仇恨犯罪指针对宗教、种族、性取向少数群体的犯罪活动。美国3K党(Ku Klux Klan)在民权运动时期对黑人浸信会教堂的炸弹袭击是这类犯罪的经典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仇恨犯罪是恐怖主义的孪生兄弟——两者都在大方向上针对特定人群，却随机选取个体受害者。

仇恨犯罪在统计上具有和恐怖主义类似的特征。不少学者认为窘困的经济状况造成仇恨犯罪高发(如Hovland和Sears, 1940; Kressel, 2002)。考察美国南部针对黑人私刑的早期定量研究似乎也支持这一理论(Raper, 1933)。但Green, McFalls和Smith(2001)指出，早期研究无非是捕捉了两个恰好同时发生的大趋势，一旦控制了整体时间趋势，这一关系就消失了。对美国反犹、反同性恋、种族主义犯罪的后续时间序列与横截面研究(Green, Glaser和Rich, 1998; Green, Strolovitch和Wong, 1998; Jefferson和Pryor, 1999)都没有发现仇恨犯罪与失业率等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Jefferson和Pryor甚至发现仇恨犯罪在教育水平高的郡更加常见。Jefferson和Pryor认为，地区的历史和特殊形势才是驱动仇恨犯罪的主要因素，而社会和经济条件解释力很弱。

两德统一后，90年代的德国一度成为仇外情绪的重灾区。针对外来移民安置政策的不满成了一系列仇恨犯罪的导火索。仅1992年，德国就发生了2,544起针对外国人的暴力犯罪。Krueger和Pischke (1997)的研究发现，尽管前西德地区有更多的外国人，前东德地区暴力仇恨犯罪却高发得多。该差异在控制经济变量后仍然存在。与强调经济因素的解释相反，失业率低的地区仇外暴力反而更加频发，且这一关系在前东德统治的地区尤其显著。

和恐怖主义一样，仇恨犯罪似乎有深层的政治与历史根源。以提高收入、促进教育为标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固然可欲，对于消除这一类暴力行为的作用恐怕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