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个同性恋酒吧发生了一起血腥枪击案，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伤。凶手不久被确认为美国公民奥马尔·马丁，一个穆斯林，其父母为阿富汗移民。凶手是穆斯林并宣称效忠“伊斯兰国”（ISIS）这个情节，最初使美国政府将此事定性为“恐怖袭击”。但后来又有一些情节被披露，如凶手是该酒吧常客，也可能是同性恋，这让人觉得，他的施暴动机也可能是非宗教性质的仇恨，如恐同。最终，奥巴马政府做出定性：这既是一场恐怖袭击，也是一场仇恨犯罪。

此案发生在美国选战时期，引起双方关注，但侧重点不同。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把重点放在控枪议题上，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则强调这是恐怖袭击，要求警惕“极端伊斯兰”（radical Islam），并重提他的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的动议。然而，由于特朗普的公共沟通方式欠佳、措辞失当等原因，双方各自表态后，他的民调支持率明显下滑，落后于希拉里十几个百分点。

这个结果与一些观察者预言的“枪击案有利于特朗普”的说法完全相悖。这也说明了一点：过去西方发生涉穆斯林袭击事件时，人们经常会草率地把行凶者的宗教信仰视为主要动机，但现在美国也有很多理性的民众能够分清其中的区别，全面看待问题，不会因某个事件而陷入对穆斯林群体的整体性恐慌。

但有意思的是，某种形式的“穆斯林恐慌”正在中国网络上蔓延，虽然可能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已足以令人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近年来在中国国内网络和媒体有关穆斯林的讨论中，“政治正确”已经成为常用词，是否对穆斯林适用“政治正确”变成了一个话题。

这种情况虽然在西方网络上也存在，但严肃媒体通常不会过多纠缠于这个词汇。一个原因是，“政治正确”并非一个严谨的政治术语，更不是精确的法律术语，而更像是一种俗语，不同人在使用它时可能指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而严肃的公共讨论不能以不精确的词语为基础。但作为一个外来词，它在国内吸引了很大兴趣，很多人在穆斯林问题上使用该词时所明示或暗示的意思是：伊斯兰教可能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问题，比如暴力倾向，所以，将其作为一种正常的宗教来对待，只是“政治上”正确，而其实是不正确的，真正正确的做法是对其区别对待，甚至限制一些穆斯林的自由和权利。

本来，在现代文明社会，这不应该是一个争议性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就连提出来也是违反全球文明共识，令人难堪的。自称要打破“政治正确”的特朗普，只是要对穆斯林移民入境设置限制，就遭到了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盟国）和联合国的一致批评，不把穆斯林当正常、平等公民对待的主张，更是不可能得到支持。像这样的言论和观点，突破了当今人类文明的底线。但考虑到中国目前网络舆论的特殊情形，我们却的确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直接摆出来加以分析，并借此重新强调一些基本的常识。

最近，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颇有影响力的林达写的《廉价的政治正确会遮蔽暴恐真相》一文，在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此文虽然缺乏严密论证，很多地方语焉不详，但给大多数读者的读后感是，所谓“穆斯林绝大多数不是极端分子”的说法只是“政治正确”，伊斯兰教本身带有“危险的部分”，在穆斯林群体中，不同寻常的大比例的人具有极端、暴力倾向。这很容易让一些读者认为，伊斯兰教不能被作为一种正常的宗教来对待。

从文章品质来看，林达此文叙述多于论证，诉诸情感多于理性，对许多原始材料不加质证、审核地全盘照搬，像“沙特的性质相当于ISIS、沙特要消灭所有‘异教徒’”这样的说法更是明显违背事实，不可能通过严肃媒体编辑的审核。虽然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但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表会造成社会影响的言论，一定要具备过硬的相关知识，并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但林达此文明显达不到这个标准。

林达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基于“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理由而拒绝甚至“封杀”对“极端伊斯兰”的分析和批判，只是一种廉价的“政治正确”，是不对的。然而，林达抨击的只是一个稻草人。的确，如果只以“多元文化”为理由而拒绝讨论、指责任何具体的穆斯林国家、团体、个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显然是不合理也不合逻辑的，但是，像这么做的人是很少的。没有任何西方国家会限制公民自由讨论伊斯兰教，只是法律和道德要求不得在公共场合发表歧视、仇恨和煽动性言论而已，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封杀”合理的自由讨论。而自由的讨论最终也使更为合理、更为符合事实和公共利益的观点脱颖而出，即尊重和正确看待伊斯兰教的主流观点，这也正是自由的力量所在。

就在林达此文所提到的一个视频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人们可以在电视、网络上讨论所谓的“极端伊斯兰”问题，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提出各种疑问。只是在有些时候，有些人认为他们的讨论越了界，有可能导致对穆斯林整体的负面描述，因而表示抗议。有的抗议者的态度的确比较激烈，但他们都不掌握国家权力，绝对无法“封杀”言论。所有西方国家政府，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天真地为维护“政治正确”而拒绝批评某些伊斯兰国家的酷刑，或者塔利班阻碍女童上学的行为。而且，很多穆斯林自己也会抨击其他穆斯林的仇恨、暴力、极端行为。可以说，林达只是以廉价的方式，指出了一个廉价的、几乎没有人会犯的错误，也因其廉价而缺乏意义。

林达此文描述的的一些伊斯兰国家存在的仇恨、压迫、暴力、酷刑、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的确是属实的。但理性和常识告诉我们，类似的行为在其他社会、文化中也存在，而不一定专属于伊斯兰社会。同时，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的是具体的穆斯林国家、团体和个人，除非有相关证据证明，否则这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团体、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后者不应为此承担任何现实责任或道德责任。此外还需厘清的是，这些现象是宗教原因导致的，还是有其他政治、经济、社会原因导致的，什么是主要因素。这些都需要严谨的分析，而不能做出跳跃式的结论。

林达在文中引用了学者山姆·哈利斯（全名为Samuel Benjamin Harris）的观点。哈利斯是一位美国哲学家、神经科学家，而非权威的伊斯兰研究者，也不是宗教学家、国际关系学家或防务专家。哈利斯也许有权发表他的观点，但如果将其视为权威甚至唯一的真理，并认为与之不同的观点就是天真的“政治正确”，那是极其愚蠢的。哈利斯轻率地把穆斯林分为“温和”和“激进”两大类，并用文学般的生动语言描述不同类型的“激进”穆斯林的心理活动，仿佛他全知全能地进入了十几亿穆斯林的内心，能洞悉他们的全部想法。显然，这不是科学的、能令人信服的研究方法，不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

哈利斯试图用一些民意调查数据证明，有反常大比例的穆斯林支持极端暴力行为，并暗示穆斯林有固有的更倾向于暴力的趋向，这个分析带有极大的缺陷。首先，民意调查受样本范围的影响，有很大局限性，不是严肃研究的素材，至少不能作为孤证使用，而且一时的民调只能说明一时的情形。其次，林达对这些数据的描述不够精确、全面，很容易误导读者，比如在穆斯林觉得一些极端暴力行为是否可以接受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区分“仅偶尔可以”和“经常可以”这两种不同情形，而这是非常关键、不可遗漏的区分。第三，受访者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回答，可能是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可全部归因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比如，与西方近期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如伊拉克）的穆斯林（包括其向欧洲的移民）所做的回答，可能与无此情形国家（如印尼）穆斯林的回答迥异，而如果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相同的话，前者的回答就更应该归因于非宗教因素。

哈利斯的观点绝对不是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甚至很可能完全不会为严肃的学者接受。这么一种既不专业也不严谨的分析，林达却奉为“事实”和“真理”，并认为不这么看、把伊斯兰教视为正常宗教的政治家，都只是中了“政治正确”的毒，因“担忧被视为种族歧视”而“罔顾事实，一心‘正确’”。这种思维方式是偏执、幼稚、可笑的，与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归于“美国阴谋”的思维没有多大区别。

就美国而言，在伊斯兰问题上，希拉里、奥巴马的表态都是，绝大多数穆斯林是和平、宽容的人，ISIS等组织是在绑架伊斯兰教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即使曾在伊斯兰世界展开大规模战争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曾表示，“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即使标榜反对“政治正确”的特朗普，也只是要求奥巴马说出radical Islam，而没有公开为这种“绝大多数穆斯林不是极端分子不过是假象”的说法背书。即使欧洲的“极右”（far right）政党，也只是要求严格限制移民流入，而不会公然宣称穆斯林整体有问题。西方现代国家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全面掌握和分析信息、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希拉里、奥巴马们这么说，不是因为他们遵守某种高调的价值观，更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误导，而是因为这是在全面、严谨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更符合实情，这样的表达也更符合公共利益。

西方严肃社会有这样的主流观点，遵守“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的原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西方并不是盲目、机械地应用这一原则，这同样有着历史经验的基础，是基于与伊斯兰文明交往的实践。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共同的渊源；西方和伊斯兰世界打了一千多年的交道，虽然有征战杀伐，但也有交流、融合；二战后就有大量穆斯林作为劳工移民到欧洲，现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穆斯林所占人口比例已超过中国，美国穆斯林人数也在快速增长。西方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并不陌生，而是相当熟悉，至少比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熟悉。西方严肃社会在整体上尊重、不歧视伊斯兰教的观点，也是基于这种长期的交往所积累的经验，而所做出的理性抉择，当然在整体上持有这一观点，丝毫不会影响对穆斯林群体中的具体犯罪分子、从事暴恐行为者依法进行惩治，这和对待其他群体的态度是一样的。

在此问题上，也有一种流行的疑问是，西方“宽容、多元、自由主义”的观念，是否可以应用于一些不主张宽容、多元的群体。这的确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但在伊斯兰问题上并不一定适用，因为伊斯兰文明本身就有很多宽容、多元的元素，伊斯兰教也存在和现代西方文明兼容的可能性，而且这个过程正在发生。篇幅所限，此处不展开分析，仅举一个直观的例子：新任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表示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同时是一个奉行欧洲价值观的人。现在已有一些穆斯林成为欧洲国家的政府高官，西方各国的军队里也都有相当多的穆斯林士兵。在世界范围内，虽然仍然存在族群仇恨和仇杀，但文明的交融正在推进，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向没有多少种族歧视、宗教仇恨传统的中国罹患某种“伊斯兰恐慌症”，那是相当可笑的。

我们再来回头看看“政治正确”的问题。如前所述，“政治正确”不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在正面意义上，它是指，在谈论不同社会群体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时，人们应该使用政治上正确、即政治上中立的语言，不能使用歧视、仇恨、煽动性语言。但“政治正确”在很多时候也被用于贬义，即暗示某种观点只是政治上正确，而事实上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个迷宫，我们要从中走出来，只需坚持一个原则：用政治上中立的语言描述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不能使用歧视、仇恨和煽动性的语言，对某些群体做出笼统、整体性的刻板负面描述。在坚持这个原则时，我们可以用“政治正确”这个词，也可以不用，而代之以“政治中立”、“反歧视”等说法，以免与“政治正确”的负面含义混淆。

有人认为，强调这种正面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是一种左派思维。固然，这可以从“左派”争取社会公正平等的意义上来理解，但我们也可以从“右派”的古典自由主义角度来理解。如哈耶克等古典自由主义学者所阐释的，人对于世界的无比复杂性是无知的，所以人需要保持谦逊，不可只基于直觉、印象而做出自负的独断。比如有的人可能对中国某个地域的人抱有某种固化看法，但因为我们的理性不可能洞悉所有情况，所以我们不能在媒体等公共空间上放纵这种看法。从这个角度而言，正面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是自由主义的合理引申，也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遵循的原则。

也有人认为，正面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是要强行把普通人变成“圣母”，接受普通人所无法承受的高道德标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政治正确”这样的规范，并不监察人的内心，而只约束人的外在言论、行为，而且通常只适用于公共空间。根据现代社会公域与私域的划分，在私人空间里，各种顽固、偏见、不理性的爱与憎都是被允许存在，但在公共空间里，言论必须受到公共伦理的约束，而且越是重要的公共人物，所需受到的约束更大。一个社会应用这样的规范，是相当简单易行、成本极低的，同时又能收到很大的避免族群分裂、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效果，极为有利而基本无害。

正面、反歧视意义上的“政治正确”，其实是倡议我们谦逊、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对于各种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边缘群体，因某种原因我们不了解的社会群体，或者人数较少、话语权较弱、声音得不到倾听的群体，必须在掌握完备信息的基础上做判断、下结论，尤其是在公共空间发言，知识分子、公共人物、政府官员发言的时候，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更是必须以这样的谦逊与尊重为基础。这既是一种理性、对所有社会成员有利的选择，也是人类几千年不同族群、文化交往经验的总结。实在看不出来，这样的“政治正确”妨害了谁，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坚持？（本文作者：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 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