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凤凰国际智库，受访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冷战史和当代东亚史权威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采访者：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 李江、郑怡雯；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助理 王媛

步入2017，全世界将迎来“总统”特朗普的执政元年。

2017年开年，外媒和评论家们纷纷将目光聚焦至中国话题、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以及未来的中美较量。特朗普当选后的1个多月，人们在他的人事任命、推文和电话中试图揣摩美国外交和贸易政策的清晰轮廓，但至于他究竟怎么做，这只振翅待飞的“黑天鹅”实在扑朔难预测。

“别忘了，特朗普是个商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冷战史和当代东亚史权威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接受凤凰国际智库专访时如是说。

在谈起特朗普的政策时，文安立反复强调特朗普的商人属性。他分析说，特朗普上台对中国并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总统，特朗普相比于其他总统会更加的“随性”，因为他并没有一个全面清晰的政治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和特朗普保持很好的私人交往是很重要的。

文安立是《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主编以及多卷本《剑桥国际冷战史》（Cambridge Cold War History）主编之一，《躁动不安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Restless Empire）是他的又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跨度巨大，概括了1750至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谈到当今中国如何更好地与世界对话时，他强调说，中国现阶段需要将自己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清楚地表达出来，让世界更加清楚“中国方案”究竟是什么。同时，将这些主张付诸实践更加重要。

“特式全球外交”：修复美俄触碰台湾，但会让美国“引火自焚”

凤凰国际智库：最近，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将会对中国表现强硬。2016年12月，他和蔡英文通电话，这被看做是故意激怒大陆的行为。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基调是怎样的？或者说，您认为他是否已经形成一套外交政策？

文安立：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我们不知道”。现在有太多人去评论特朗普的执政，但是去预测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我们从台湾事件谈起，那么我觉得这可能和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保守派有关。尽管这些人是少数，但是其中一些人对特朗普的当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人一直认为,美国应当和台湾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特朗普当选后，他这样做也算是“报答”这些支持者。

但是，如果特朗普将台湾作为他外交政策的重点，那我将十分意外。不过有一种可能性——尽管我自己认为是非常错误的，是特朗普可能利用台湾作为制衡大陆的砝码。我觉得这种方法十分危险。我坚定地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当由他们内部解决，而不应该有更多的外界干预。同时，对大陆来说，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也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我们应当考虑更多如何处理和大陆的关系，而不应“玩火自焚“。如果特朗普真的打算把”台湾问题”作为砝码的话，我觉得是个巨大的错误。

凤凰国际智库：我们知道特朗普打算尝试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您认为，对特朗普来说，如要修复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应该要做些什么？

文安立：事实上，有不少人质疑说，特朗普在美俄关系问题上真的是认真的吗？他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多少精力？我认为他确实是有这一打算，他在尝试看看美国能否在克里米亚、乌克兰问题上减少给俄罗斯施加压力。他也计划在叙利亚问题上和俄罗斯开展紧密合作。当然，特朗普需要做的，是和他的“北约”盟友继续保持紧密关系，虽然做到这点并不容易。美国仍然是“北约”中最具影响力的角色，虽然不能一夜之间就让所有的盟友和美国站在一起，但是这是特朗普的努力方向。

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特朗普想和中国“做生意”

凤凰国际智库：有观点认为，美国的新总统要先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然后再去采取措施提升两国关系。尤其是对于特朗普这个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新总统来说，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让他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文安立：是的，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特朗普比大多数美国总统都要缺乏经验，回忆一下这一百多年执政的美国总统，还没有哪位和他一样没有过任何政治经验，没有过任何在这个系统里工作的经验。不要说是外交政策，就是在国内事务的处理上的经验，特朗普也基本上是空白。另一方面，他是个商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他的政策会受这一因素影响。他肯定清楚中国的重要性，这不是问题，而他现在想做的就是去和中国达成一些协议，再进一步帮助捋顺两国的关系，给美国在贸易和经济方面带来更多的利益。他在思考的是——在目前很多问题比如南海、日本等等都和中国针锋相对的同时，如何和中国做生意才能让美国获利更多，因为他是个商人。这点对中国来说并不都是负面的，从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中国，给中国带来机遇。

凤凰国际智库：既然特朗普没有外交政策上的经验，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他可能被他的团队误导？

文安立：如果他只是被一个错误的方向带偏，这个问题倒是不大，但是如果他同时想很多方向，那就比较危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人外交（personal diplomacy）”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比如说，通过私人交往来改变和影响奥巴马总统的想法很困难——因为奥巴马不是那样的人，他有很清晰的设想和计划，不会因为某个人而轻易改变。但特朗普就不一样。特朗普是那种可以和你坐下喝几杯聊聊天就能改变他的一些看法，就可以有一些成果的人。这不仅是对中国，同时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比如日本。这是我对中国领导人的建议。

凤凰国际智库：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来自共和党“鹰派”，他们认为是奥巴马和希拉里软弱的对外政策导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战略影响力增强，这对东亚安全局势带来不稳定影响。他们认为，特朗普要做的就是重回“里根时代”，即重新实施“通过实力来追求和平”的战略。这是否和他的“美国第一”的主张一致？

文安立：这不一样。特朗普同时承诺了两件事，当然他更多的重点是放在美国国内发展上，他关注美国普通民众，他希望提升那些因为全球化和美国经济竞争力相对下降而失去工作的民众，所以他会将更多精力放在重塑美国世界地位这方面上。当然，他也承诺说，通过加强军队建设、减少政府开支的方式将美国变得更强大。但我觉得，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改变，就算在里根时代也没什么用。里根是通过借钱来帮助经济发展，特朗普也有可能这么做，但是这只能让美国经济运行更差，但不能保证运行得好。

现在有很多矛盾之处，特朗普是一个国内政策导向的总统，所以他可能会和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国家“讨价还价”，以减少美国军事支出。而在这方面，他会首先想到中国。对中国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去尝试哪个领域是最能和特朗普达成一定的共识，不一定要是合作和约定，但至少是相互理解，这对于中国的周边安全是有帮助的，而且也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在美国的亚洲盟友这一问题上，特朗普并没有什么经验或者特殊的考虑，他会比较容易接受中国在亚太事务的一些合理看法和观点，比较容易和中国达成合作，这和以前大部分总统总是用冷战思维思考不同。可以说，特朗普是美国冷战后第一个不用冷战思维思考的总统。因为他甚至不去思考那些事情。这非常有趣——美国总统居然对政治不感兴趣，很不常见。如果你去观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团队，你会发现他们的主张都各自不同，这可能久是一种平衡，在这方面，特朗普倒是很像吉米·卡特总统，他的外交政策团队总是给他互相矛盾的建议。

特朗普来了，中国“取代”美国的机会也来了

凤凰国际智库：对公正的追求是共产主义的核心主张，这不仅体现在国内秩序层面，同时也表现在国际秩序。您在《躁动不安的帝国》（Restless Empire）这本书中也提到，公正是中国的三大基本世界观之一。一方面，近代的屈辱历史教导中国——“实力是硬道理”；另一方面与世界的逐步融合让中国意识到与西方国家合作很重要。那么，您认为西方国家怎么去回应中国的这种诉求呢？

文安立：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中国需要做的是去进一步界定清晰自己想要的国际秩序究竟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觉得现存的国际秩序有些是不公正的，那么中国可以积极去做一些改变。中国现在要去做的，也就是传统大国在历史上做过的事情，而现在的时机对中国也很有利。特朗普带领下的美国将要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那么中国就要抓住这个时机，向世界展现领导力，向世界说明究竟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问题是，中国是否具有这个能力？去年春天，我去杭州参加一个会议，和一些官员和学者进行讨论。一位官员告诉我说，当一个大国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现在需要一个巨大的突破，需要在某个事件上表明这些原则就是中国所奉行的，比如在朝鲜问题、对日关系或是气候问题上，中国需要在一些问题上体现出自身的领导力，而在国际贸易问题上，中国也需要代表国际社会去对抗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可能会为了增加美国的利益而改变一些现行国际贸易体系中非常基本的原则和规定。

凤凰国际智库：您是否认为“特殊的价值观”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个阻碍？

文安立：是的。事实上，中国的一大挑战是其国内的治理。我觉得它需要更好地提升其国内的治理水平，展现更好的国家形象。我觉得中国可以在保持它自身意识形态的同时，增强更多包容性，需要更加向世界开放、更加多元。中国需要在国内层面让自己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我的同事约瑟夫·耐在最开始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一些人就产生了误解。“软实力”并不能刻意地被政府创造，也不能说中国缺乏软实力是因为美国。中国努力将自己的社会变得更好，这才是获得软实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