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拉尔夫·雷克  译 | 禅心云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二十世纪的分水岭。这场战争本身是像军国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类反自由思想和政策的产物。大战哺育了各式各样的国家主义。在欧州和美国，走向国家干预的步伐加快。各国政府忙于军事动员、新闻审查和通货膨胀，所举债务堆积成山。它们还征用企业和劳动力，夺取对经济的控制权。“进步主义”知识分子随处可见他们的梦想成真。老派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已经死去，这让他们称心如意：未来属于集体主义。唯一问题似乎是：什么样的集体主义？

在俄罗斯，一小群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趁战乱掌权，建立起世界革命总部。十九世纪，卡尔•马克思炮制了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世俗宗教。它通过有意识的、“科学的”控制取代市场经济中错综复杂、常令人捉摸不透的世界，给人类带来了最后解放的希望。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实验，最终导致了灾难。接下来七十年，赤色统治者从一个七拼八凑的权宜之计，踉踉跄跄地走向下一个，但恐惧让他们牢牢抓权不放。历史上最大的宣传努力，说服了西方和新兴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确实是“全人类光明的未来”。

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其他盟国领导人一起粗制滥造的和平条约，让憎恶与仇恨的情绪在欧洲鼎沸。受民族主义煽动者的蛊惑，又惧怕共产主义的威胁，数百万欧洲人投向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或纳粹主义的国家崇拜形式。尽管这些教义掺杂着经济错误，然而它们通过对社会的整体国家控制，承诺繁荣和民族的力量，同时挑起越来越大的战争。

福利国家的兴起

在各民主国家，国家主义的温和形态是普遍的情况。最暗藏危害的是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发明的形态。铁血总理奥托•冯•俾斯麦设计了一系列由国家管理的养老、残疾、事故和疾病保险计划。当时的德国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计划不过是回归到绝对君主制的家长制度。俾斯麦赢得了胜利，他的发明——福利国家——最终被复制到欧洲各地，包括极权主义国家。随着新政推行，福利国家的形态也来到了美国。

私有财产和自由交换仍然作为西方经济的基本组织原则。竞争、利润激励、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稳定积累、自由贸易、市场完善、专业化程度提高——都有效地提高了效率，推动了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动机是如此强劲而有韧性，以致于广泛的国家干预、强制性的工联主义甚至政府泡制的萧条和战争，都不能长期抑制其经济增长。

20世纪20-30年代，代表了这个世纪古典自由主义运动的最低谷。特别是当政府干预货币体系，从而导致1929年经济崩溃和大萧条后，主流意见认为，历史已经合上了竞争资本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哲学的这册书本。

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二十世纪公认的首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如果要给古典自由主义的重生划定一个年份，那就是192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出版的那一年。米塞斯是上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一名勇者。在社会主义的时代，他把战书掷向资本主义的敌人。他实际上在说：“你指责私有财产制度造成所有的社会罪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治愈。那好。就请你现在做一些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你能解释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如何能够在没有市场从而没有资本财货价格的情况下运作？”米塞斯证明了没有私有财产，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从而揭露出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不过是充满激情的幻想罢了。

米塞斯对流行正统的挑战，打开了欧洲和美国思想家的心灵。包括哈耶克、威廉•罗佩克以及莱昂内尔•罗宾斯在内，都被米塞斯所转变，从而倒向自由市场。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米塞斯详细阐述和革新了他的经济理论和社会哲学，成为二十世纪公认的首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老右派”

在欧洲，尤其在美国，分散的个人和团体维持着老派自由主义的某些活力。学者们会发现，在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甚至在20世纪30-40年代，他们至少维护了自由企业理念的基本有效性。在美国，一群身陷重围的杰出作家，主要是新闻记者，生存了下来。现在被称作“老右派”的，包括阿尔伯特·杰克·诺克、弗兰克·霍多夫、H.L.门肯、费利克斯·莫利和约翰·弗林。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极权主义意涵作用的刺激下，这些作家重申了个人自由的美国传统信条以及对政府的鄙夷不屑。他们同样反对罗斯福的全球干预政策，视之为对美国共和体制的颠覆。在一些勇敢的出版商和企业家的支持下，“老右派”在新政和二战的最黑暗岁月里，小心地呵护着杰斐逊理想的火苗。

随着这场大战的结束，可称之为运动的事态形成。开始时只是涓涓细流，随着众多源流的注入而日渐壮阔。哈耶克在1944年发表的《往奴役之路》，警告成千上万人这个现实，即在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过程中，西方正在冒着丧失其传统自由文明的危险。1946年，伦纳德·里德在纽约欧文顿成立了经济教育基金会，出版了亨利·黑兹利特和其他自由市场支持者的作品。米塞斯和哈耶克，当时都在美国继续他们的工作。哈耶克领导创立了朝圣山协会，这个协会囊括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活动家和企业家。

米塞斯，身为老师，乃无与伦比。他在纽约大学设立了一个研讨小组，吸引了穆瑞·罗斯巴德和伊兹雷尔·柯斯纳等学生。罗斯巴德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自然法学说的见解。他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综合，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在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艾伦·迪雷克托领导了一群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擅长于暴露政府作为的缺陷。天赋异禀的小说家安·兰德在她巧妙构思的畅销书中，强调了自由至上的主题，甚至创立了一门哲学学派。

意料之中的敌视

左翼——“自由派”——更确切说，社会民主建制派，对真正自由至上主义复活的反应，不出意料、强烈粗暴。例如1954年，哈耶克编辑了一本题为《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的书籍。在这部选集中，收录了某些杰出学者对工业革命当代社会主义解释的反驳。一份学术杂志让哈佛教授及新政仆从小阿瑟·施莱辛格用以下措辞来嘶咬：“美国自产的麦卡锡主义带来的麻烦就够多了，不需要进口维也纳教授，从学术上来为之增色。”

对其他作品，建制派试图采取默无声息的扼杀。直到1962年，没有一家重要杂志或报纸决定评论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然而，领导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作家和活动家，还是发现了公众日益增长的共鸣。数百万各阶层美国人一直默默珍视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知识领袖现在已经联合起来，用心对待民众，支持他们长期以来秉持的那些想法。

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计划和干预主义方案的明显失败，古典自由主义成为一个世界性运动。不仅在西方国家，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在那些前华沙条约国家当中，政治领导人都宣布自己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信徒。随着世纪末临近，老派的、正宗的自由至上主义不仅迎来了复活，而且充满了生机，比近百年以来都更加强大。

然而，在西方世界，国家仍在不断扩张，契入社会生活的一个又一个领域。在美国，共和体制正迅速成为一个褪色的记忆，因为联邦政府的官僚和全球计划者在把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手里。所以斗争仍在继续，也必将继续。两个世纪以前，当自由主义年岁尚轻之时，杰斐逊已经告诉过我们自由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