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政治光谱或坐标系，主要是按政治和经济主张来划分左右，因为无法兼顾到社会政治实践的动态复杂性，和人心的幽暗多变，仅能作为简单参考，而很难合理的解释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形态。我个人倾向，从人性论理解社会政治现象，它或许很难构成一个简明解释体系，但不太容易掉入标签化的陷阱，而会离事实更近。

先从自由派说起，自由派分自由左派（如社会民主党、国民党粉丝、欧洲白左）、自由右派（国内的模板如茅于轼先生）。自由左派和右派，在表层政治价值观是一致的，也就是都主张有限政府（已包含宪政民主的主要要素）、法治、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如果没有这个重叠共识，双方就没有办法坐一张桌子上开制宪会议了。至于其他的主张，通常会搁置或隐藏起来，先达好一个貌似价值中立的宪法框架，具体分歧留到以后到议会里争夺。

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最初的政治、经济主张，只是宪法框架下的量差，比如福利多点少点，税率低点高点，政府介入社会事务、干预市场多点少点。随着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才会由量差突然演变成质差。但是通常双方利益已经互相渗透，犬牙交错，双方表面打打嘴炮表示对选民负责，实际都已经受困于路径锁定，难有作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敷衍塞责，比如欧洲，尤其法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重塑道德共同体，而宗教缺席，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谱系上，自由左派的左邻是共产主义，右邻是基督教左派；自由右派的左邻是基督教右派，右邻是法西斯（其实不大准确，也许寡头僭主政治更准确）。总体来说，左派属于价值观主导的政治，比如奥巴马多像一个公知；右派是实践主导的政治，川普是个生意人，没学过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气质却天然符合马基雅维利。

左派是理性主义的，喜欢打口炮，盛产喜欢发明思想的哲学家，和热衷社会批评的公知、艺术家，喜欢游行示威向往革命。右派是经验主义的，喜欢闷声发大财，盛产生意人，喜欢幕后交易黑箱操作。在和平时期，左派更爱热闹更爱戏剧人生也更善良但责任意识很低，多数好心干坏事；右派更安静更务实更负责任，不大爱惹事，但狠起来心黑手辣毫无底线，各个都有黑手党大佬范。右派在道义（带有超验成分）上乏善可陈，但在道德上更可靠——如果把责任作为道德核心的话。

在这个十字坐标里，因为能塞进去的变量有限，很难解释更复杂的现象。在政治、经济政策冲突、分歧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文化和道德主张，再深的主导变量是人性论差异。人性论是政治哲学的起点。再往前推，就会推到各自的上帝或上帝的等价物（比如自然法、历史规律）那里了，就进入政治神学了。

我们考察政治和社会，一个是从现象去回溯本质，比如人性论或信仰的差异；一个是从信仰或人性，推演可能的变化。

简单而论，自由左派主张个人道德自主的（基本等于抛弃传统道德）和文化多元；自由右派主张有条件遵循传统道德和对多元文化保持警惕，力图同化外来者。左派是个人主义的，是原子化的缺乏凝聚力和自治能力的。右派是社群主义的，凝聚力和自治能力较高。

再进到人性论，自由左派通常持乐观人性论，自由右派持悲观人性论。还有康德主义者持中性人性论，也即相信人性不好不坏，是被文化制度塑造的。这样的人，往往是左右摇摆派。基督徒也分左派和右派。基督教左派，持乐观人性论，比如洛克，和自由左派、共产主义也有亲缘关系。基督教右派，持悲观人性论，比如柏克，和自由右派、法西斯或寡头政治有亲缘关系。当然，在自然神论者、独一神论者、基督徒左派，对于人性的认识没那么简单肤浅，左派大抵在悲观的底色上倾向乐观。比如洛克、杰弗逊。实际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比如希腊和儒家，无论是乐观或悲观人性论，也是有很大差别的，需要细致区分。

共产党里面也分左派和右派，比如王明被指左倾冒险主义，陈独秀被指右倾机会主义；Deng一会极左一会右。法西斯里也有左派和右派。比如共X主义，既有普遍的、乐观的人性论（人间天国），又有特殊的、悲观的阶级人性论（阶级镇压）。作为社会大同理想，人性论是乐观光明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到了实践阶段，人性论又是悲观黑暗的，无差别镇压和奴役。要说共X主义理论它要蓄意欺骗，也很难说，而是它的人性论错乱所致。

在美国共和党里，有基督徒左派、右派，也有自由右派。他们在政治、经济主张上可能相对容易达成一致，但在道德主张上又很难达成一致：基督教右派警惕道德虚无，基督教左派神学日趋自由化，接近和自由派合流，面临道德空心化危机；自由右派是实用主义的，只想要道德的壳，而不想要道德的核。道德上不一致，它们的联盟就是脆弱的。

民主党阶层成分更复杂，由巨富、中产、贫民到非法移民，他们在政治、经济诉求上其实很难一致，但高阶层可以乘全球化东风和有高超避税手段，可以偷天换日假装和低阶层保持表面一致，让政府背负天量赤字运行。他们在道德主张（政治正确）上却惊人的一致（尽管华尔街巨头很多家伙形左实右，或者根本无法区分左右），所以他们的隐患和潜力是无穷的。

本本来历史上的基督徒左派，是持激进主张的，宗奉革命神学或解放神学。比如洛克首先论证了革命权，革命神学的北美代言人是杰弗逊（区别是洛克非常警惕无神论者，杰弗逊则缺乏警惕）；在拉美的代言人是玻利瓦尔和切格瓦拉（尽管格瓦拉和共X主义血缘相近，但和拉美解放神学也有亲缘）。但现在美国的基督徒左派却成为缩头乌龟了，屈服于政治正确，躲进个人信仰里放弃了社会责任。反倒是不太热衷惹事生非的基督徒右派变成抵抗者和进攻者了。

国民党在政治经济上是左派，在文化和道德主张上是右派。民进党它的起源是G党扶持的革命政党，意识形态是左的，现在的政纲总体倾向是左的。但为了和国民党对着干，不到某个具体的政策，它自己都搞不清它是左还是右的。民进党和国民党两个传统谱系表上的左派政党、革命政党经常扭打成一团，非常搞笑，只能理解为民进党有弑父情结了。再说蒋介石，他同时是基督徒、儒粉、哲人王，要细细根据他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给他贴标签也可以，但多繁琐啊。

更复杂的情况是，比如霍布斯，他是无神论者，自然法的重要阐释者，他的人性论是绝望的，他的自然法十九条原则是光明美好的，得出的结论却是法西斯（利维坦）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有乐观的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嬉皮运动），也有悲观的右派自由意志主义者（最典型是铅笔社）。比如纳入十字坐标，自由意志主义欲求个体自由，但结果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嬉皮士不独欲求社会公平，同样欲求个体自由，看似导向空想社会主义（有哲人王的乌托邦），实际上它无法真正形成社会，会迅速解体。

因为大部分人是很复杂多变的，没有清晰稳固的人性论认识，价值观总是因时、因地、因事、因势分裂的。比如有人太平时期，会倾向小政府；危机时刻会倾向大政府。宽裕时支持低福利，窘迫时寄望提高福利。又比如某些自由右派公知，鼓吹道德自主以便纵欲享乐；但社会太乱，他又会感慨人心不古。有时会喜欢文化多元的刺激感，有时候又忧惧不确定性和人际的疏离。同样，政党也是变动不居的。两个政党纠缠太久，人事利益互相渗透，互相交易议题主权（比如你今天让我通过这个法案，明天我就给你通过那个法案），主张、政策就会越来越暧昧，权变、权宜多于原则，越来越缺乏逻辑一致性和连续性。尤其是当各种层次的左派和右派，在基础思想资源和世界观上，比如唯物主义、进化论、社会进步论上的重叠度越来越高。所谓保守和进步，革命和改良，干预或放任，自由或公平，国际主义或民族主义，全球化或本土主义，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形式或许不同，但实质上的差异会越来越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敌我分明各自心中有数往往更危险，表面的和谐之下，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崩溃或毁灭。因此，以传统政治谱系作为解释体系，往往很难如实呈现事实和场域的演化。

啰嗦这么多，其实我更希望读者站在基督教的启示世界观和人性论，去考察政治和社会，比起偷懒的左右标签化认知，会离事实更近。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罗马书 3:2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