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著名保守派思想家Patrick J. Buchanan的一篇文章，转自PKU法治中心。

在9月30日，即2016财年年底，国家债务预计将达到19.3 万亿美元。随着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及国防这四个最大的预算项目支出的提高，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仅为1%，未来赤字将超过今年预计的6000亿美元。

因此，国家破产是共和国现实的威胁之一。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发现自己和希腊、波多黎各以及伊利诺伊州处于同一条船上。然而，我们向瀑布漂去，快要一落千丈，却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海明威曾提醒我们国家如何逃避债务泥潭： “对于管理不善的国家，首要的灵丹妙药是货币通胀；其次是战争。两者都会带来短暂的繁荣；也会带来永久的毁灭。但两者都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机会主义者的庇护所。” “货币贬值”——列宁的描述——是我们可能毁灭债务怪物的方式。

海明威的第二个选项：战争，似乎受到华府环城路以内那些“智库群岛”的军事首脑的偏爱，因为他们发现普京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开战用的也是一样的理由。冷战的领导人永远应该记住的，也是主战派的拙劣谋划者永远记不住的，是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研究1914年至1945年这三十年战争而发现的教训：“虽然身为大国的目标就是能打一场大战，但是唯一能维持大国身份的方式就是不要去打一场这样的战争。”

伏案写作的海明威

另一个现实的威胁是，如果西方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监护人，而且这一角色仍值得保留，那西方就面临着“第三世界化”。这一威胁来自两个因素：生育率低导致本世纪末，在人口学意义上所有西方国家的“死亡”，以及来自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中东的似乎无穷无尽的人口入侵。

考虑到人口下降，以及西方人被来自其他信仰、文化、国家、大陆和文明的人取代，西方内部正面临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的某些精英，对这样的变化充满狂热。跪拜在在“多样性”和“平等”的祭坛下，他们默许自己的国家遭受这种侵略，还将之视为西方道德优越感的标志。直到前一阵子，安格拉·默克尔还从言论或者行动上为这些精英辩护。

对于那些相信多样性——无论是种族、民族、宗教还是文化的——应该被珍惜和拥护的人来说，西方世界内部对这种人口变化趋势的抵制，是道德低下的标志。因此，移民的反对者，成了被辱骂的对象。他们被贴上了“种族主义”、“排外”、“法西斯”、“纳粹”，以及其他进步论者能找出来的表达憎恨的标签。然而，从地中海到格兰德河，对这种入侵的抵制，不仅推动了特朗普运动，而且在整个旧大陆催生了众多右翼政党和右翼运动。很难看清这场危机如何能和平地自我化解。

纳粹

对于生活在第三世界的暴政和苦难中的数亿人来说，不仅人口增加，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逃到欧洲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与此同时，全国性的抵抗运动，由于非法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是不会消散的。抵抗者看到自己最珍惜的东西正受到威胁：他们的国家、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留给孩子的未来。这些正是人们永远为之奋斗不息的东西。

而且，在美国，多样性带来了更紧密的团结，还是导致了更大的仇恨、分裂和解体？有人曾经想过，在公民权利法案问世的50年之后，我们仍然会在弗格森、巴尔的摩和密尔沃基看到漫长而炎热的夏季吗？

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家约翰·C·卡尔霍恩曾经在《论政府》中预言的危机，终于在他身后成为现实。美国将分裂成两方，卡尔霍恩说，一方是交税给政府的人，另一方是“消费”政府利益的人。纳税人与用税人的冲突会持续存在。在2013年，以收入计，最富裕的1%的美国人缴纳了全部所得税的38％。收入低的50％的美国人，也就是人口的一半，仅支付了3%的所得税。

一个合逻辑的问题出现了：如果一个人属于不用纳所得税，但能获得各种福利的那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他为什么要把票投给一个将减免他不用支付的税收，却拿走他既得福利的政党呢？

约翰·亚当斯

共和党传统的各个平台，总是要求半个国家投票反对自身的经济利益。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策略，这是没前途的。新政时期，罗斯福的助手哈罗德·伊克斯，在后来成为政党教条的名言中宣称：“我们应该纳税再纳税，花钱再花钱，选举再选举。”他们过去是这么做的，现在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这是一个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游戏。因为，正如约翰·亚当斯提醒我们的，“从来没有不自杀的民主。”